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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意城市”到“文创城市”:成都实践催生的理论创新

China Newswire — 2026年7月3日,一场聚焦“世界文创名城与文创城市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举行。这场研讨会与历时12年完成的《文创城市论:兼论文创发展的成都道路》(以下简称《文创城市论》),共同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新命题:为何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论诞生于中国西南的这座内陆城市。

从实践到理论:一座内陆城市的学术突围

成都从“西部文创中心”迈向“世界文化名城”的转型轨迹,为“文创城市”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间,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从633.6亿元跃升至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幅超过30%,成为全市增速最快的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0.4%。这一高速增长态势使研究者意识到,既有国际通行的“创意城市”理论框架已不足以解释成都现象——一场源自本土实践的理论建构由此启动。

原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在研讨会上评价,该书“跳出单一的产业经济视角,回归文化本源”,揭示了文创并非后天雕琢的商业包装,而是城市文脉自然孕育的产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谭继和则指出,该书提出的“文创城市”概念及其学术体系“开了先河、意义重大”。

原创性学术贡献:超越“创意城市”话语体系

《文创城市论》由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马健及其团队历时12年完成。该书首次提出“文创城市”概念,并系统构建了CICEC分析模型,将其区别于国际学术界既有的“创意城市”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创意城市”概念侧重于描述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和创意产业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并非严格界定的学术概念。而“文创城市”基于成都的文创发展规律提炼形成,兼具定性标准与量化指标。其理论内核可概括为:以文化为根基、以创意为手段,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为驱动。CICEC模型从创作活力、创新动力、创造实力、创业能力与创意魅力五个维度,揭示了城市从文化积淀到文创驱动的内在演进逻辑。

国际学术界的回应

“文创城市”理论也引起了国际创意经济领域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意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为该书作序。他指出,该书“并非单纯记录一座城市的成功,而是揭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创意生态的内在运作机制”。霍金斯将成都的发展历程视为其倡导的创意生态四大支柱——多样性、改变、学习与适应——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典范,特别强调成都“将传统与创新、多元与和谐融为一体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济逆风与疫情挑战的双重背景下,他认为这一成就更显难能可贵。霍金斯还肯定了CICEC模型的价值,认为其与他对创意价值转化的理解“不谋而合”,并预言“成都的经验将激励全球各地的城市重新审视其创意发展路径,而该书将在这场对话中发挥关键作用”。

结语

成都何以成为“文创城市”理论的诞生之地?答案来自两个层面的积淀:一是成都十余年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实践土壤;二是以马健教授团队为代表的本土学术力量多年深耕,完成了从经验到理论的提炼升华。

在全球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文创城市论》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了理论工具,更向国际学术界贡献了一份源自中国实践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下一步,该理论还面临量化标准精细化、跨城市比较验证等学术课题。若能持续完善,这一理论有望推动中国城市在全球文创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城市发展提供更多源自中国实践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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