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6年6月29日 /China Newswire/ —— 源自《中国日报》的一则报道:
三千多年前的某个寻常日子,一位占卜者向神明发问:会不会不下雨?答案刻在龟甲的裂纹之中。彼时,今日中国所在的土地远比现在温暖湿润,雨水丰沛,土壤肥沃。但那片甲骨上镌刻的疑问——“无雨?”——却透露出更深层的忧惧。

对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统治者而言,农业是立国之本。无论旱涝,皆可引发饥荒、动荡,乃至王朝倾覆。
这块占卜碎片,历经数千年重见天日,如今静卧于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的玻璃展柜内,成为今年国内最引人瞩目的考古展览之一的核心展品。
为配合年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而推出的“探源夏商”特展,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拉开帷幕,汇集了来自全国35家文博机构和考古单位的163件文物。
这些文物共同勾勒出中国最早王朝——夏(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与商——如何在广袤地域间交流、博弈、融合,最终奠定绵延不绝的文明根基。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展览所在地本身便是这段故事的一部分。夏商统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腹地的今河南一带。而盘龙城在夏商时期曾是一座繁盛之城,却并非坐落于核心区域,而是南迁数百公里,立于长江之畔。
然而,此地出土的青铜器与北方王都中心有着不容置疑的联系。“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容器,其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如出一辙,”展览策展人宋若虹表示,“这说明它直接受制于商都的影响,甚至可能处于其直接管辖之下。”
在她看来,盘龙城代表了中国早期治理的一种模式:政治中心通过区域据点向外辐射权力。展览依此逻辑分为三个篇章——王朝根基、礼乐之源、四方枢轴——层层剖析权力如何构建。
第一展区以屋顶和管道开篇。入口处陈列着一块陶瓦和一段陶制排水管,看似质朴,却意味深长:至夏商时期,中国已具备先进的建筑技艺和给排水系统。
农业亦日趋精耕细作。展出的炭化籽粒、青铜锛(伐木工具)和青铜铲(翻土农具),诉说着农耕文明的演进。
生存的手段渐趋组织化。彼时,手工业生产开始从家庭作坊转向由王室或贵族掌控的集中化产业。劳动力分工日趋细化,区域间相互依赖的格局逐步形成。
青铜铸造工艺便是这一转型的明证。一件来自河南安阳的青铜鼎,采用浑铸法一次浇铸成型,器身两侧尚可见合范痕迹。
与之相邻的是一件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簋,则运用了分铸法——工序更为复杂,部件分别铸就后再行组装。
“分铸法成就了后来青铜文化的繁盛,”宋若虹解释道,“若无此技,那些体量宏大、纹饰繁复的礼器便无从诞生。”她补充说,有学者推测,商代或许已出现类似青铜生产流水线的雏形。
第二展区展示技术突破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展区中央是考古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青铜鼎——一件出自二里头遗址(多被认为是夏都所在)的网格纹鼎,亦是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青铜鼎。
近旁则陈列着它的“对立面”:目前已知最小的青铜鼎,高仅5.1厘米,重不过50克。出土于一座孩童墓葬,制作精巧,配有微型器盖。考古人员推测,这或许是孩子的玩物,亦或是悲恸父母留下的悼念之物。
展区另一侧,有一件属于亚长将军的青铜酒器。亚长为商王武丁时期战死沙场的将领。器身以浮雕铸出一头大象,腿下庇护着一头小象,温情画面在商代青铜器中殊为罕见。
但本单元并非全是青铜。一件来自大汶口遗址的硕大陶尊,其造型与旁边展出的青铜礼器惊人地相似。
“若无法获得青铜,人们便寻找其他材料加以仿制,”宋若虹说,“他们依然试图趋近都城的审美与威仪。”
至此,礼制已成为权力的语言。而这也引出了展览最核心的追问:夏商这样的王朝,究竟如何在如此辽阔的疆域上实现延伸?
第三展区给出了一种答案。宋若虹认为,若地方精英使用与中央相同的礼器,便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同一套等级秩序——权力正是借此传递。其中一件展品颇受观众青睐:山西出土的商代青铜簋,形如猛兽,耳、目、鼻棱角分明。器座下匍匐一兽,半似马半似鹿。考古学家认为,此兽或为商代活跃于山西的“丙”族图腾。
“山西当时属于边地,”宋若虹说,“部分区域归商控制,却也毗邻敌对的草原部族。丙族似与商王保持友好关系,很可能代行王朝统治之责。”
然而至商代晚期,王权式微,原有秩序渐趋瓦解。南方青铜器开始萌生区域性风格。
展览尾声聚焦长江流域的文物,包括三星堆神秘莫测的青铜面具。尽管仍沿用商代铸造技术,但其形态已迥然不同。
“彼时商王室转向东方,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日渐松弛,盘龙城由此逐渐衰落,不再是政治前哨,而转为贸易之所,”宋若虹感慨道。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认为,青铜器本身揭示了统治的深层逻辑:“王朝通过青铜礼器所承载的仪式来维系权威——这正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山东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杨海燕表示,此次展览为夏商文明的成形提供了一幅罕见图景。她所在博物馆借出了两件顶级国宝参展。在她看来,东部地区先进的陶器与玉器工艺,曾以迄今才逐渐明晰的方式影响远方诸文化。正是观念、物料与信仰的持续流动,造就了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
对宋若虹而言,这一遗产远未随商朝覆灭而终结。夏商所奠定的礼制秩序与政治等级,将在其后数千年里持续塑造历代王朝。权力一次次通过吸纳边缘、向外辐射而壮大,所依托的正是共通的符号、青铜礼器与信仰体系。



